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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探源丨佛寺映千年,莫尔寺遗址见证丝路文化交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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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探源丨佛寺映千年,莫尔寺遗址见证丝路文化交融

文明探源丨佛寺映千年,莫尔寺遗址见证丝路文化交融

佛教(fójiào)传入中国,佛教中国化(zhōngguóhuà),对丰富和繁荣中华文化影响深远。近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(shídà)考古新发现”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,进一步实证并展示了自汉至唐,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(yíngyǎng)、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。 这座古代佛寺历经千年岁月何以重焕光彩?重见天日的(de)出土文物又(yòu)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故事? 双塔(shuāngtǎ)见证千年佛寺变迁 莫尔寺遗址,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30多公里处莫尔村附近一处洪积台地上(shàng)。最(zuì)显眼的是两座土坯佛塔,一圆一方,遥遥(yáoyáo)望去,如两枚巨大印章盖在苍茫荒原上。 “莫尔”,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里是“烟囱”的(de)意思,当地老乡把耸立的佛塔(fótǎ)当作烟囱,莫尔寺遗址由此得名。 这是新疆(xīnjiāng)喀什莫尔寺遗址复原模型(móxíng)全景图。新华社发(中央民族大学供图)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、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,千年来(lái)虽饱受风雨侵蚀,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后被冲下(chōngxià)的泥土持续包覆,得以保存至今(zhìjīn)。 自2019年开启考古项目以来,考古人员持续不断收获惊喜。“第一次去现场勘察,从地面上看感觉几乎没有(méiyǒu)多少工作的余地。”肖小勇回忆说,当时除了(chúle)一圆一方两座佛塔(fótǎ),地表仅能见到几处残墙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(táopiàn)。但发掘不到半个月,第一座僧房出现(chūxiàn),让考古团队看到希望,“地下埋藏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。”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布局(bùjú)示意图。新华社发(中央民族大学供图) 6年间,在考古人员手铲下,僧舍、回廊式佛殿、长方形大佛殿、讲经堂、厨房(chúfáng)、储物间、餐厅(cāntīng)等建筑纷纷浮出地面。共发掘4600平方米面积(miànjī),发现遗迹包括(bāokuò)18座单体建筑共计62个房间、2条阶梯式踏道,出土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。 “莫尔寺既有自身特色,也能在其中(qízhōng)看出印度、犍陀罗、中亚(zhōngyà)、当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。”肖小勇介绍。 新疆喀什(kāshí),古称疏勒,地处丝绸之路南、北两道交汇处,各色文化艺术(yìshù)在此地融合荟萃。 肖小(xiǎo)勇介绍,莫尔(mòěr)佛塔(圆塔)是高覆钵式土坯塔,采用犍陀罗传统的窣堵波(dǔbō)样式(yàngshì),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,已经屹立(yìlì)了1800余年。相隔约60米,由5层塔身和大型台基构成的方形实心土坯塔(方塔),台基边长39.36米,仅比位于(wèiyú)河北的、东魏北齐时期邺城赵彭城佛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,规模接近皇家寺院等级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(资料照片(zhàopiān))。新华社发(fā)(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) 一圆一方,风格迥异(jiǒngyì),两座佛塔在漫长岁月中并肩依存千余年。 “公元1-3世纪,以圆塔为中心,附近和旁侧非对称分布(fēnbù)僧房,公元4世纪以后,遗址的(de)礼拜中心变为塔、殿并重,最后向以具有中原建筑布局(bùjú)特征的长方形大佛殿为中心转变,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、讲堂、厨房和方塔等(děng)。10世纪上半叶,寺院建筑被毁后废弃(fèiqì)至今。”肖小勇介绍,从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变,可看出(kànchū)中华文化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中国化进程,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提供重要考古学(kǎogǔxué)证据。 探索地面佛寺起源(qǐyuán)的实证 作为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年代最早、延续时间长且(zhǎngqiě)发展演变清楚、保存较完整的大型(dàxíng)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,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古(gǔ)疏勒佛教历史与考古研究的空白(kòngbái),实证新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,为追溯我国地面佛寺源头提供(tígōng)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。 佛教诞生于印度,传入新疆(xīnjiāng)的(de)时间说法不一,主流观点是公元前1世纪左右(zuǒyòu),从于阗或疏勒(shūlè)传入。文献记载,西去求法的高僧,无论是法显、还是玄奘,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,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,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,残存于游记、史书中(zhōng)的只言片语留给今人无尽遐想和遗憾。 因此,这座地处于西域四大佛教中心之一,由佛塔、佛殿和僧房等遗迹(yíjì)构成(gòuchéng)的大型、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尤显珍贵。 一百多年前,该遗址(yízhǐ)因被掠夺等原因,仅留下有限(yǒuxiàn)的文字和图片记录(jìlù)。此后,在我国第二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,遗址有了初步测绘等信息,但遗址范围、布局、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。 自2018年(nián)新疆考古(kǎogǔ)纳入国家文物局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以来,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被列入“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”课题,由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(xīnjiāngwéiwúěrzìzhìqū)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(liánhé)开展发掘。 2019年(nián)7月,考古工作(gōngzuò)队员在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探方。新华社发(中央民族大学供图) 在(zài)考古工作者(kǎogǔgōngzuòzhě)的手铲下,湮没史海千余年的疏勒佛教文化遗存,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。 动物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(yáng)、黄牛和马骨,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记载;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种属;运用(yùnyòng)地球物理(dìqiúwùlǐ)勘探技术探测地下(dìxià)遗迹……多学科技术深度介入,让考古发掘提取的信息更丰富,文献里干瘪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。 “以往佛教(fójiào)何时传入西域,大家都是从文献(wénxiàn)记载得出的认识,而莫尔寺考古(kǎogǔ)系列碳14数据结合遗迹(yíjì)遗物,提供了考古证据:在公元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。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介绍。 古刹(gǔchà)探源续写交融故事 对考古专家而言,以海量文物为(wèi)线索,完成历史拼图,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仍(réng)在继续。 在(zài)已出土的(de)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中,有大量石膏佛像残块,专家根据部分残块分析,莫尔寺最高佛像可达4米;结合古籍记载,以及出土佛像特点、开元通宝钱币、泥瓦、贴金(tiējīn)佛像手指等(děng)综合分析,莫尔寺遗址(yízhǐ)长方形大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出土的石膏佛面、手部残片(资料(zīliào)照片)。新华社发(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) 文献记载,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,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,“疏勒亦有汉大云寺,有一汉僧住持,即是㟭州人士”。李文瑛介绍,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考古发现表明,唐朝时中央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(dōuhùfǔ)、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(guǎnxiá)天山南北,为保障社会(shèhuì)政治经济文化,当然也包括宗教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(zhòngyào)基础。 肖小勇认为,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后,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传播中心,并影响到库车及更远的地方(dìfāng),继而向中原地区传播,与当地(dāngdì)文化形成交融互动格局(géjú)。 随着(suízhe)研究不断深入,专家有了更多发现。 肖小勇认为,莫尔寺遗址(yízhǐ)附近在汉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。此外,莫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约5.2公里的汗诺依古城(gǔchéng)遗址,东面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,西面约30公里还有三仙洞石窟等(děng),进一步说明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(shì)当地(dāngdì)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 2024年11月拍摄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(yízhǐ)小台地北部建筑、排水沟遗迹。新华社发(中央民族大学(zhōngyāngmínzúdàxué)供图) 2024年10月,《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文物保护规划(2024-2035年)》获国家文物局批复,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已(yǐ)提上日程。 成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(fāxiàn)”后,莫尔寺知名度日渐响亮,搭乘南疆火车的旅客,得知途经莫尔村附近(fùjìn)时,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莫尔寺的身影(shēnyǐng)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李军说,下一步将对莫尔寺遗址历史信息进行完整展示,全面、准确(zhǔnquè)阐释其(qí)历史文化(wénhuà)价值,并整合周边文化资源,让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、研究、展示等为一体的功能,成为深入推进(tuījìn)文化润疆重要载体,有形有感(yǒugǎn)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 文字(wénzì)记者:潘莹、张瑜 统筹(tǒngchóu):孙闻、李欢、郭昱、冯筱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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