湾溪街道清水江社区：网格员化身“多面手”织密“民生幸福网”

天水伏羲城（本文图片均(jūn)为资料图）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霍志军(zhìjūn) 祭祀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的大典，是历史上重要的一种(yīzhǒng)社会文化活动，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广泛(guǎngfàn)的影响力。在(zài)历史长河中，伏羲氏因杰出的文化创造成就而获得祠祀主动权，实际(shíjì)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礼制演进过程。 历史上的伏羲(fúxī)崇拜和祭祀活动 由于伏羲(fúxī)氏杰出的文化(wénhuà)贡献，早在远古时期人们便(biàn)对其进行悼念和追怀，伏羲神话可以认为是远古先民最初对伏羲氏英雄事迹的歌颂、追忆(zhuīyì)和赞扬。在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中，已经蕴含着(yùnhánzhe)对伏羲氏的崇拜和敬仰。据现存(xiàncún)文献来看，早期秦人(qínrén)(qínrén)活动(huódòng)于关陇一带，即有祭祀伏羲的记载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：“秦襄公既侯，居西垂，自以为主少昚之神，作西畤，祠白帝，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。”秦人对伏羲氏祭祀活动的繁荣是在秦代礼制(lǐzhì)变革与伏羲形象自身发展交互影响下的产物。首先，陇东南一带作为伏羲氏早期活动的地域，伏羲氏的杰出贡献，先民对伏羲氏的崇拜敬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。其次，秦人在陇右崛起，需要重整社会信心、凝聚社会共识，从而适应(shìyìng)了秦人构建大一统宏图和志在逐鹿中原的时代需要。 汉魏晋时期对伏羲氏的(de)祭祀和崇拜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炽盛繁烈(fánliè)。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像作为建筑、装饰、民俗图案在(zài)全国各地都有出土，特别是汉画像石（砖）中多有体现。如此之多(zhīduō)的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案的出现，说明伏羲女娲信仰的地域范围逐渐(zhújiàn)扩大。同时，这一时期伏羲祭祀现象逐渐正规，成为定期进行的重大社会活动。 隋唐王朝结束了六朝分裂的局面(júmiàn)，国家实现了统一，需要在思想上凝聚社会(shèhuì)共识，伏羲(fúxī)氏作为华夏文明的源头活水自然被朝野所(suǒ)重视。司马贞认为《史记》“本纪叙五帝而阙三皇”，故补撰(zhuàn)《三皇本纪》，将历史(lìshǐ)起点从黄帝扩展至伏羲等更早的圣王(shèngwáng)。此举通过建构完整的帝王(dìwáng)世系，为唐代大一统政权提供(tígōng)更深远(shēnyuǎn)的历史依据。正因如此，官方对祭祀人文始祖有着明确的礼仪规定和要求。《唐会要》卷二二《天宝六载勅》：“三皇五帝创物垂范，永言龟镜，宜有钦崇。三皇：伏羲以勾芒配，神农以祝融配，黄帝以风后力牧配。”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上古帝王的祭祀上溯到伏羲等三皇，为后来的三皇祭祀确立了规范。 宋元(yuán)明清诸朝，伏羲氏作为中华人文始祖的(de)(de)地位进一步巩固(gǒnggù)，伏羲文化(wénhuà)在乡土社会也持续不断地传承，伏羲崇拜深入人心，伏羲祠兴建进入繁荣期。北宋太平兴国(xīngguó)初年（976年），甘肃天水就有伏羲庙和祭祀伏羲的记载。元至正七年（1347年），元朝政府在今天水市西关创建伏羲庙。明清两朝(liǎngcháo)祭祀伏羲的庙宇至今遗存甚多。明正德(míngzhèngdé)十一年（1516年），明王朝(míngwángcháo)颁布诏令，将秦州（天水）伏羲庙正式确定为人文始祖祭祀地。经过明清两朝翻修重建，逐渐形成(xíngchéng)规模宏大的祭祀庙宇建筑群，是目前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伏羲庙。祭祀仪式成为维系社会和谐的文化纽带，不仅充分展示了当地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，而且极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。 伏羲文化(wénhuà)认同的物质空间基础 历代伏羲祠的营建，都是先贤对伏羲文化进行(jìnxíng)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(chuàngxīnxìng)发展的实践。每一个地方作为一个具体的“点”，伏羲祠无疑是当地公众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，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的物质(wùzhì)空间。古人(gǔrén)对伏羲祠的景观建造设计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： 一是伏羲祠庙建筑园林景观(yuánlínjǐngguān)。“建庙者，建祀也。”伏羲祠建筑设计及其周边的(de)(de)(de)(de)园林景观是古人(gǔrén)对伏羲氏缅怀、礼赞(lǐzàn)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伏羲祠是祭祀(jìsì)伏羲的场所(chǎngsuǒ)，因而在祠堂建筑、周边景观设计上(shàng)都极具匠心。比如天水卦台山伏羲祠的选址就(jiù)充分利用(chōngfènlìyòng)了“飞地”特点，发掘自然地理禀赋所蕴含的造景资源，突出其与伏羲文化的契合点，来营构伏羲祭祀祠庙所特有的人文环境。远远望去，茫茫平畴田野中一峰突起，高大宏伟(hóngwěi)、庄严神圣，使人油然而生对伏羲氏的敬仰之情。天水秦州城伏羲庙不仅先天殿建筑宏伟庄严，而且在周边园林设计上独具特色，大殿外六十四株古柏，按照六十四卦位置(wèizhì)排列(páiliè)，寓意《周易》六十四卦。再如先天殿井口天花镶嵌伏羲六十四卦卦象图(tú)，而藻井施绘河图和伏羲先天八卦图，将装饰和伏羲氏的业绩紧密结合，礼赞了伏羲氏的创史功绩，其间，渗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常浓厚。淮阳太昊陵建筑作为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的陵庙，其建筑特色集中体现(jízhōngtǐxiàn)了中国古代礼制思想与哲学智慧。被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评价为“中国陵庙合一的典型代表”。通过以上特色，太昊陵不仅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重要标本，更成为承载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活态文化遗产。 二是(èrshì)伏羲(fúxī)神像景观。天水市伏羲庙先天殿内伏羲圣像高3米(mǐ)有余，手托八卦(bāguà)，目光如炬，正襟危坐神龛中(zhōng)，灵气(língqì)逼人(rén)。像右原有龙马雕像、左原置河图洛书石盘，以满足公众对于伏羲氏一画开天、肇启文明的心理期待。正面明间(míngjiān)、次间、尽间隔扇门窗雕以龙、凤、仙鹤、麋鹿等(děng)吉祥动物图案，饰以牡丹(mǔdān)、艾叶、松枝等植物，华丽精美。因阅历久远，色彩斑驳，时显沧桑气息。全国许多地方还有大量的伏羲女娲人首蛇身(shǒushéshēn)造像图案出土，这也是祭祀伏羲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。在此类图案中，伏羲女娲的形象为人首蛇身、蛇尾交缠，象征着生命不息，寓意着潜于深渊、能致云雨的神性。伏羲和女娲的蛇尾相互缠绕，形成(xíngchéng)螺旋结构，象征着阴阳相对、生生不息的哲学思想。这种设计不仅在视觉上具有美感，还传达(chuándá)了宇宙的奥秘和生命的循环。伏羲女娲图中的元素如太阳、月亮和星辰，象征着天体在宇宙中的运行，传达出“天人合一”的宇宙观。此外，女娲执规、伏羲执矩的设定，象征着天地方圆和文明的秩序(zhìxù)。 三是伏羲(fúxī)庙碑刻(bēikè)景观(jǐngguān)。除了伏羲神像，相关碑刻也是伏羲祠(cí)景观营造的(de)重要方式。几乎全国伏羲祠都(dōu)有颂扬伏羲的碑刻，天水伏羲庙有元明清以来(yǐlái)康海、胡缵宗等地方贤达(dá)所撰碑刻达20余方；淮阳太昊陵历史悠久，碑刻众多，达285通(tōng)左右。明代郑肃《重修太昊陵记(jì)》、李维藩《太昊陵重修记》堪称同类碑刻中的上乘之作。河北(héběi)新乐伏羲台现存碑刻十余方，如明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年）《伏羲台庙碑》，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《重修新乐县伏羲庙记》都是知名碑刻。在历代各地伏羲祠的修建、重修过程中，相关碑刻几乎是必备的文化景观。有关伏羲的神像、伏羲文化碑刻，以及周边相应的园林景观(yuánlínjǐngguān)是构成伏羲祠空间的三种基本要素。古代先贤通过伏羲祠的景观设计、景观营造来满足祭祀者对祭祀空间期待。这种专门性祭祀性神庙(shénmiào)建筑景观，为伏羲经典形象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物质空间基础，对形塑“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”的中华文化、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(gòngtóngtǐ)意识的形成都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祭祀伏羲活动影响下的(de)民俗、文学创作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地方民众以祭祀伏羲活动为契机，以伏羲祠为空间依托进行着有目的、有规律和日常化的祭祀等民俗(mínsú)活动，形成(xíngchéng)了民间浓郁的伏羲氏人文民俗。后世(hòushì)文人瞻仰伏羲圣像、参观伏羲庙，伏羲祠的景观设计(jǐngguānshèjì)等深刻地影响到了他们的文学创作(wénxuéchuàngzuò)，因而(yīnér)留下了大量诗文。凡此，民众活动与文人交游等相互叠加，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。 一是相关民间(mínjiān)习俗。如天水地区民间流传一种伏羲(fúxī)“灸百病”习俗，与伏羲文化的创世叙事紧密关联。伏羲作为(wèi)“一画开天”的中华人文始祖，其创八卦、制医药的传说赋予“灸百病”以(yǐ)“祛病消灾、护佑(hùyòu)众生”的象征意义，成为跨越地域与民族的共有文化符号。这一民俗通过伏羲庙的祭祀仪式和伏羲文化旅游节等平台，将个体(gètǐ)健康诉求(sùqiú)升华为中华民族对生命共同体的集体祈福，强化了“同祖同脉”的文化认同。“灸百病”以中医(zhōngyī)艾灸为技术内核，承载着伏羲文化“以人为本”“和谐共生”的理念，与中华文明(zhōnghuáwénmíng)“天下大同”的共同体意识一脉相承。 二是祭文。祭祀是古代民众社会生活中的(de)(de)(de)(de)头等大事，伏羲(fúxī)祠的大量修建和每年定期的祭祀活动，为文学活动提供了一处专门的空间，地方文士以伏羲祠为空间载体，进行(jìnxíng)着频繁的聚会和交流，伏羲祠也成为有关(yǒuguān)伏羲题材文学创作的繁荣之地(zhīdì)。历代祭祀伏羲的祭文多有，如天水伏羲庙存明代礼部所颁布的《太昊庙祭文》：“维年月日，秦州某官某钦奉上命，致祭于太昊伏羲氏：于维圣皇(yúwéishènghuáng)，继天立极，功在万世，道启百王。顾兹成纪之乡，实惟毓圣之地。爰承明命，建此新祠。用妥在天之灵，并慰斯灵之望。时惟仲（春、秋），祀事式陈(chén)。神之格思，永言无斁。”这首祭祀辞能保存至今、代代相传，主要是因为它充盈着利民之志，体现着古代民众对伏羲氏的礼赞，渗透着实行仁政、泽被万民(wànmín)的理想。 三是相应(xiāngyìng)的祠记(jì)。一般而言，一处伏羲(fúxī)祠落成以后，大都有相应的祠记产生。这些重建祠庙记，或(huò)由当地(dāngdì)执政者撰写，或由当时名流代笔，其内容包括重建前伏羲祠的景观情况，重建原因、重修(chóngxiū)时间、重修目的、重修后的情况等。如淮阳太昊陵吴国伦《修羲皇陵庙记》云：“羲皇之功德大矣！纪传所载：象图画卦，应龙纪官，造书契(shūqì)之，制嫁娶之礼，教佃渔，养牺牲。盖其彰彰著著，万世之下，仰而师(yǎngérshī)之。其功德大而难名，故其泽绵绵而不斩。”在这些伏羲祠记中，伏羲氏其人其事被神圣化的价值取向十分显著，往往渗透着极其浓郁的中华民族(zhōnghuámínzú)共同体(gòngtóngtǐ)意识。有些祠记不厌其烦地叙述伏羲氏创史、创新(chuàngxīn)、创业的事迹，高度赞扬伏羲人文始祖的崇高地位，以达到特定的文化(wénhuà)、政治目的。天水伏羲庙有明代(míngdài)萧英(xiāoyīng)《新修太昊宫门(gōngmén)坊记》，唐龙《重建伏羲庙记》，康海《重修伏羲庙记》，胡缵宗《太昊庙乐记》；淮阳太昊陵有明人章世仁《太昊陵记》，郭春震《太昊陵重修记》；河北新乐(xīnlè)《建立重修伏羲庙碑》等。这些祠记运笔章法各有特色，均十分注重(zhùzhòng)对伏羲氏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阐发(chǎnfā)。而且这些伏羲祠记往往以刻碑形式保存下来，流传至今，就成为(chéngwéi)伏羲祠重要的文化景观。后人瞻仰游览，寻碑访记，其文化意义就不断彰显出来，从而成为教化民众、弘扬伏羲文化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施路径，其社会文化效益实在不可小视。 四是文人瞻仰咏怀。伏羲祠作为所在地的人文名胜景观，许多(xǔduō)文士、官员或参观，或游览，或瞻仰伏羲圣像，往往发思古之幽情，赞美(zànměi)伏羲氏的事迹等，形成了洋洋大观的歌咏(gēyǒng)伏羲诗(shī)文。如宋代诗人王禹偁瞻仰河南淮阳伏羲祠，作有《太昊遗墟》诗： 宛丘何隆隆，宰木方蔽芾。皇羲不可作(zuò)，封树表万世。 缅惟开辟初，人兽无以异。虽有结绳政，礼法(lǐfǎ)殊未制。 自非神圣兴，孰发天地秘。人文(rénwén)一以宣，三才道斯备。 再如明人潘榛拜谒山东凫山人(shānrén)祖庙，作有《谒凫山人祖庙》诗： 羲皇多感应，伏腊走如云。洞自东西出，山(shān)从左右分。 残碑留宋号，新殿纪明文。瞻礼情何极，名香次第(cìdì)焚。 瞻仰伏羲活动的(de)严肃性与祠主“人文始祖”的文化地位相(xiāng)叠加，使得伏羲祠成为一处庄严神圣的祭祀(jìsì)空间。后人对(duì)伏羲女娲等人文始祖顶礼膜拜(dǐnglǐmóbài)、参观瞻仰而创作的诗文实际就是一场“诗歌朝圣”。随着伏羲经典化的完成，这种诗歌朝圣的现象就更为普遍。换一个视角来看，对伏羲祭祀的日常化(rìchánghuà)和在地化又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。 祭祀伏羲(fúxī)是历史上出现最早、分布地域最广、参与人数最多、影响最大的祭祀活动之一。为(wèi)满足祭祀活动的需要，各地伏羲祠得以创立，伏羲祠的日常化和在地化运作，为中华民族(zhōnghuámínzú)共同体意识(yìshí)的形成提供了物质空间基础。以伏羲祠为中心而进行的官方、民间祭祀活动，为中华文化认同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。祭祀伏羲活动产生了大量祭文；修建(xiūjiàn)伏羲祠涌现了诸多碑刻祠记；后人对伏羲祠人文景观的游览(yóulǎn)、对伏羲形象的赞颂等，留存(liúcún)了繁多的诗文(shīwén)……都很好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。